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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藕汀:呸,他們也算名家,中國畫可以適可而止了!

2018年07月16日 15:20:11  來源:美訊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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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藕汀

《藥窗雜談》是吳藕汀(1913-2005)寫給同鄉沈茹菘(1919-1989)的信,共五卷。因與沈茹菘志趣較合,故信中論藝毫不遮避,直抒胸懷,故對事不對人,凡涉書畫、詩詞、戲曲、金石等,皆有不同常人的見解,聞其言可以知其品。信中雖為片言只語,但對當今中國畫壇無疑是一劑熱昏中之“清涼散”。下文節選了吳藕汀先生的部分信件內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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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說‘畫現代人物,除非素描根底較好的不行’,我看也不盡然。倘使用西洋方法來畫國畫,總無法畫得好的。徐悲鴻的素描不能否定他不好,可以說好。但是一張《愚公移山》真不算是國畫。雖然我沒有見過他的真跡,不過也可以看得出來的。拿國畫來講,他與齊公白石比,遠矣。我說畫了西洋畫決不能再畫中國畫,好比有詩根底的人不能填詞,有話劇根底的人不能演電影一樣,粗看好像一樣,是一條路上,其實極端相反。”(1974年7月6日信,15頁)  

“賓虹先生當年說過‘歷代書畫必須要評過’的話,但是這位王伯敏先生從來沒有提起過,雖然他寫了很多關于賓虹先生的書。可見他是膽小鬼,有恐得罪人吧。”(1975年9月28日信,45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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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記得在浙館(浙江圖書館)中的劉慎旃,為了吳昌碩的畫,我與他爭論過。他說齊白石是無產階級畫家,吳昌碩是資產階級畫家。我不承認畫畫有什么階級不階級,畫上又沒有貼上標語。后來西泠印社成立了‘吳昌碩紀念室’,他就無話可說了,可見一般人喜歡學時髦,這大概是人的本能吧。”(1978年3月8日信,80頁)

“我并不否定‘美院派’,畢竟懂得些畫理,比‘作場派’好得多哩。‘美院派’基本功夫不足,這是普遍的現象。因為他們一開始就學齊白石、黃賓虹……如何學得好?如何學得像,也不過是有皮無骨而已。”(1977年11月16日信,70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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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聽說某先生是王一亭的門生,畫畫一向叫他描。我看描是學習階段,繪是自出新意階段。每一種藝術(包括泥木油漆工在內),總先要打底子,才能發揮他的所長。好比寫字,先要寫正楷;唱戲先要唱慢板等等。畫畫就是先要描,所謂依樣畫葫蘆。當年米元章說黃山谷為描字,可能就是這個意思。知道了眾家所長,然后自出新意,加以發揮,那就是繪了。……‘美院派’是繪而沒有描的基礎,不是我說過,他們一起手就是吳昌碩、齊白石,沒那樣的容易。”(1977年12月1日信,72頁)  

“說起了當代的畫人,什么吳茀之、周昌谷等,我從來沒有聽到過,據說現在是大名鼎鼎了,可見我于繪畫是外行了。其他如程十發,以前好像聽見過,但沒有見過他的作品。唐云像煞是吳杏芬女史的兒子,記得畫的人物,早年好像錢派一路,俗不可耐,晚年未知如何。他們現在也算名家,這樣看來,中國畫可以適可而止了。”(1974年4月12日信,10頁)“石波處有幾張杭州藝專所謂教師的畫,畫來并不是說不好,實在太江湖氣了。我的一張梅花和他們懸掛一起,覺得我是陳大濩,他們是李貴春。功力、學理、經驗,我萬不及他們,在氣韻方面,他們是差得太遠太遠了。所以袁寒云的蔣干,就是蕭長華也要退避三舍的。”(1974年4月12日信,第10頁)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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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看學畫最不好是有面目,一有面目就是‘作場’的性質,沒什么所謂靈性。‘美院派’就是犯了這個毛病。因為美院中人,大都不是有了天才,才去學畫,他們學畫是有目的的,就是‘為繪畫而繪畫’,作為一種職業,這是一種不自然的現象。”(1978年1月26日信,77頁)

“我為什么痛恨徐某人,因為他在西洋畫中已有很大的名聲和地位,為什么偏偏要來毒害中國畫呢?既然要‘撥亂反正’,首先要徹底消除這一類。‘假中國畫’比‘假洋鬼子’更討厭。我不反對中國畫滲入西洋顏色,以至任何色彩。何況中國畫早已吸收了各種各樣的繪畫方法而熔于一爐的了。一個從事藝術的人貴在闖,不過不能闖得比前人差。倘然不及前人,寧愿不闖,不是只要與前人不同就算闖了。”(1978年5月24日信,85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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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徐悲鴻的畫,只要不說他是中國畫,我也是很佩服他。可能自己也不算中國畫,被別人瞎捧捧出來的。他的《山鬼》是很好的。我們學習中國畫的人,總要愛護中國畫,不受外來硬搬(消化是好的)的侵襲,這種硬搬死套,應該加以抵制,而且要口誅筆伐之,不論是誰的話,尤其是一般所謂‘權威人士’,對他更不能姑且,有什么了不起。”(1978年8月27日信,91頁)  

“浙江印的二張潘天壽花卉‘雁蕩山花’毫無足取,描描罷了。還是這張‘蘭竹’,他用兼毫來畫,所以未免‘尖’。這一張只有一朵蘭花很好,竹葉、蘭葉都用尖筆,我不喜也。這兩張畫也是‘臨撫派’而已,并無新意。”(1978年8月23日信,90頁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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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兄說的‘幸福’,是我在‘文革’中沒有拿過一次‘語錄’,沒有開過一次會,沒有喊過一次‘萬歲’,的確算是‘幸福’的了。”(1981年5月24日信,128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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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責任編輯:呂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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